广州自考制度之所以能创立，是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和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实验性探索分不开的。
首先，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为广州自考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注重以人才选拔为目的的考试制度。纵观历史，考试制度主要有两类：一为学校考试，二为科举考试。学校考试，源远流长。
西周的太学、明清的国子监等都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与学校考试相比较，始于隋、盛行于唐宋的科举制度对广州自考制度的影响更为深刻。科举考试，即“开科取仕”，由国家设立一定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选拔人才、分配官职，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就是一种将“举人”与“试策”结合起来的学术水平考试和人才选拔制度。
日益精致的科举考试制度虽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蓄意极端化而陷人了教育和考试的死胡同，但是这种通过定期、公开、公平竞争进行人才选拔的制度精神，不但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也是我国在世界身教育思潮影响下、进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建立制度的有益文化遗产和重要思想启示。
其次，中外近现代的继续教育和开放教育的发展为广州自考制度的创立提供了教育领域内的现实动力和理论支撑。
继续教育萌芽于18世纪西欧发达国家、完成于产业革命末期，在20世纪的40到60年代真正兴起并在美、英、日、法、德等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受此影响，我国在20世纪初就开始尝试推行函授教育。
1914年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成立，1939年改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设中学部和大学部。函授教育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则发生于全国解放之后。195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创办业余函授师范学校，同年东北实验学校设立函授部。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函授部，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函授大学。1956年厦门大学设置了海外函授部。这些旨在扩大教育普及程度、提升民族素质的开放教育实践为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莫定了良好的思想前提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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